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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是知識產權的法律母體和精神家園”

發布時間:2020/6/12 3:46:49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開欄的話:


  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譽為我國“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在民法典的編纂過程中,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家學者積極參與其中,建言獻策,貢獻智慧。民法典中涉及知識產權的規定有哪些亮點,民法典對知識產權立法有何影響……針對上述問題,本刊從本期起推出《IP專家話民法典》專欄,邀請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家就民法典與知識產權立法等問題進行深入解讀,以饗讀者。


——訪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劉春田教授

 
  記者:您對新頒布的民法典有何評價?
 
  劉春田:民法典在建國71年之際問世意義重大。它具有憲法意義,憲法是國家的總章程,規定國家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規定國與民的關系,規定國民的基本人身及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人身和經濟權利即私權或民事權利,也稱市民權。民法典可謂憲法的民事權利編,是民事權利的總章程。以往,用單行法律分散規定民事權利,民法典則是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第一次對市場經濟的全貌做出了系統的法律表達,第一次為私權劃出了一塊完整的的領地,對私權的范圍、行使規則和違反的責任做出了完整的規范。民法典在私權與公權力之間豎起了法律的界碑,它展示了這樣的圖景:吾國之下,公權力與私權利,政府與國民既是共于一爐、休戚相依的命運共同體,又有各自的專屬區域和各自的行為規則。民法典就是私權和私行為規則的總綱目,它與14億人命運攸關,關系每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在新中國前所未有,是名副其實的國之重器,具有劃時代意義。
 
  記者:您認為民法典的出臺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何影響?
 
  劉春田:知識產權屬于民事權利。在我國,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等知識產權的單行法律是民法的有機組成部分,和民法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民法典對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具有基礎、系統和全局性的決定性的作用。民法典如同大腦、神經和肌肉系統,通過總則和分編確認了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私權性質、歸屬主體、行使規則和責任制度,把民法的精神、宗旨、指導思想、法律原則等系統地投射和貫穿到知識產權法律的每項制度和規則之中,成為知識產權法律的指引和主宰。民法典是知識產權的法律母體,為后者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廓清了思想,指明了方向,界定了范圍,是知識產權的精神家園。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民事立法落后,知識產權單行法律的立法是獨立于民事立法之外進行的,導致知識產權體系性的、先天的欠缺民法思維和制度營養的浸潤。民法典的頒布,有助于改變這種狀況。
 
  記者:民法典中涉及知識產權的規定有哪些亮點?
 
  劉春田:最大亮點是民法典為知識產權和民法建立起來的邏輯關系,以及為知識產權法律的未來,包括為知識產權基礎性法律的制定等,確認了性質,框定了范圍。總則部分是綱領,第一百二十三條對知識產權的規定提綱攜領,具有決定性。有了它的統領,其他在分編中的各項具體規定如水銀瀉地,順理成章。有人統計,民法典共有50多處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我粗略看了一下,不止這些。我突出的感受是知識產權和民法典的互動,知識產權之與民法典,如江河入海。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彰顯了一個事實,知識產權的主體和肱骨上已經融入民法體系。民法典從總則到分則,包括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所有權、合同等法律行為,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等制度,水乳交融,已經系統地將知識產權納入其中,自恰而和諧。這一情況表明,作為地道的民事財產權,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以及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的實體內容,已經是民法典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余如具體權利細目以及程序性等非根本的規范,留在民法典之外,無關大局。也因此打消了知識產權特殊,不適合用民法規制的種種顧慮。二是知識產權實體內容入民法典,可實現制度資源的科學配置,促進知識產權規范的體系化乃至術語的規范化,降低法律成本,提高制度的功能。體系化,是技術和制度的要求,歸根到底是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宗旨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我之所以把技術和制度歸結為同一問題,是因為二者的本質一樣,技術和制度都是對人的規范,規范對象都是人的行為, 因此,性價比就成為衡量技術和制度優劣的統一標準。合同法上就是例證,最初,疊床架屋,并存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三個合同法,這種局面持續近二十年,除去制度成本浪費,經濟實踐的損失無法計量,并阻礙了經濟的進步。歸根結底,技術和制度都是生產力。追求知識產權法律的體系化,進而融入民法體系,既是制度創新,也是技術創新,它以規范的力量與經濟活動融為一體,無疑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
 
  記者:在民法典的編篡中,知識產權學界關于將知識產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呼聲較高,但并未如愿,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劉春田:首先,知識產權屬于私權是一個事實,這既為WTO特別申明,也為世界各國法律所認可。其次,體系化是民事法律性價比的最優選擇,其載體是民法典。知識產權作為財產的新形態,融入民法典,名正言順,客觀可行。其立法面臨的挑戰是,一方面是知識產權法律自身的體系化,以及它融入民法體系的技術問題。另一方面,潛在的原因,是我國民法典的優先參照來自《德國民法典》的思維,而120年前的《德國民法典》中,沒有知識產權。從立法機關對知識產權未獨立成編“入典”給出四點理由專門說明來看,立法機關對此是重視的,也做了研究。對此,我認為這些理由都屬于相對條件,并非不可改變,故主張持積極態度。總之,無論邏輯的,還是實踐的,知識產權法律融入民法典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大勢所趨,如前所述,知識產權法的實質內容事實上已經“入典”,余下則是形式上的體系化任務。
 
  市場經濟是一個龐雜的系統,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有與之匹配的同樣龐雜、精微的民法體系。中美貿易糾紛告訴我們,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科學技術、知識產權的競爭。要保障對創新的激勵,必須對知識產權實施充分有效的保護。以知識產權編方式匯入民法典,不僅有形式上的意義,而且可以在立法上提高知識產權的法律層級,具有重要價值和實質意義。
 
  記者:國外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國借鑒,以便進一步發展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劉春田:按照民法典思維,可以借鑒的外國經驗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知識產權法律融入民法典,采用這種做法的既有發達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金磚國家俄羅斯,還有獨聯體國家、越南等。其中俄羅斯最徹底,全部廢止知識產權諸單行法律,把它們統統整合進《俄羅斯民法典》,這反映了新的技術時代民法典的立法趨勢。另一方面,是知識產權單行法律自身的體系化、規范的具體化、條文的細密化趨向,讓法律變得更方便操作。以著作權法為例,英國版權法條文繁復,譯成漢語近17萬字,美國版權法更是近20萬字。反觀我國著作權法自頒布實施以來,技術經濟巨變,但30年一貫,保持在寥寥數千字,落后于時代。可見,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建設,無論是提升體系化,融入民法典,還是強化與提高單行法律的規制能力,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與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矢言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愿景,不相適應。
 
  此外,隨著數據經濟的迅猛發展,傳統手段對技術的監控日益困難,創新成果的保護出現了新的趨勢,商業秘密日益成為企業技術保護的重要手段,如臺積電90%以上的技術是由商業秘密進行保護的。歐盟、美國都開始重視商業秘密法手段,尤其是判例法傳統深厚的美國,2016年實施了成文的《商業秘密保護法》,影響深遠。總體來講,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修法工作,滯后于技術進步的要求,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于國際社會,滯后于我國國家地位和期望。40年改革開放,中國知識產權領域的資源豐富,人才濟濟,只要立法機關解放思想,配置得當,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足可以構建一套合用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本報記者 孫芳華)



(編輯:白逸群)


(中國知識產權報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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